这种困境不是怪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就可以的了，这种是结构性的困境和不公，苏敏的母亲和女儿也是深陷困境中难以挣脱。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，就家庭方面而言，男性与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，男性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一半的家务，承担的那一小小部分也诸如是逗小孩玩等相对愉快简单的，那些沉重而繁琐的仍然是母亲在做。他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来做，做的时候也是随随便便做不好，而女性不会做的事情还得接受他们的训诫。苏敏的母亲接受了自古以来的规训，觉得女性就只能是这样活，晓雪这么依靠母亲带小孩，就是因为孙大勇根本就不细心不认真不去学不会带，也因为徐晓阳工作至上不去请假，在那个家庭中，男性角色对于自己本应同样承担的责任是缺位的。孙大勇退休了打乒乓球钓鱼都不操事家庭，苏敏都还有工作呢。在历经千年的父权结构中，从来都是如此，但并不对。这种结构也并不是苏敏出走就能改变的，而是社会上要整体改变，思想不再被禁锢，观念不再被规训，男性也是要行动的，否则对于每一个身处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突破的阻力都非常大。
从某个角度去看，种族题材是皮，身份认同的探讨却是瓤，或者，换句话说，身份认同是另一种内化的、更加深层的种族疑惑。这种疑惑也被分担在了司机身上，那个白人司机也是移民，来自于意大利，他与黑人成为了一种怪异的镜像，他爱吃“黑人的食物”，对电台中所有黑人歌手和流派如数家珍。音乐家是被家人和环境要求努力成为一个内在的白人，他是被外力篡改的，而司机却是随性的，自我的。有人从粗俗变得文明，而有人从文明的桎梏中解脱重获自由。原本的主仆变成了彼此的师生。矫正是意外降临的，润物无声解放彼此。